什么是“经济学过度模型化”？有没有解决办法？
（又）来了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又重新引起关注。陆铭教授最近把中文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些现象概括为“过度模型化”：
- “为了让模型成立而忽略现实”；
- “为了让方法成立而牺牲问题”（陆铭，2026）。
陆铭和其他教授更早一些的讨论在 2025 年 12 月（见文末链接）。这些说法不仅仅是在批评论文生产中的某些具体做法，同时也触及更深的问题：
经济学如何判断研究的贡献？如何判断一个解释是否成立？模型、识别、经验事实和现实语境之间应当如何相互约束？
其实，这种争论在经济学里并不新鲜；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中，方法论争论都是一个持久不衰的主题。近些年的例子包括 Romer (2015, 2016), Rust (2016), Pfleiderer (2020)。这和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学科很不一样。Rust (2016，130页) 说，
“Rather than endlessly debate how to do science people in the hard sciences just do science.”
有办法吗？
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解决办法？这两个问题从我第一天学经济学就开始萦绕。关于第一个问题的探索最终促使我开设了《经济分析方法史》这门课。关于第二个问题，我现在的看法是（未来可能改变，但极可能不变）：
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虽然我是悲观的，我仍然认为可以做一些事情来缓解。于是我写了一篇论文，讨论了一下我认为可以做的事情。我提出经济学研究可以在一个三元框架内讨论。
- 行为公设：行动者如何形成目标、信念和选择方式；
- 制度框架：行动者处于何种规则和收益后果之下；
- 经验校准：相关机制在实证上具有多大量级和适用边界。
我认为，好的经济学研究——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证的、有数学的还是没有数学的、业界的还是学术的——都是在这三者之间取得较好平衡的。相应的，陆铭教授提出的“过度模型化”，可以理解为三者之间的失衡或断裂。
我回顾了李嘉图与熊彼得、门格尔与历史学派、米塞斯与弗里德曼等经济思想史上的方法论争论，讨论了现代因果识别方法进入历史研究时引发的争议（Acemoglu 教授 vs. 历史学家们, 贾瑞雪教授 vs. 张泰苏教授），也利用拍卖理论和期权定价的例子说明复杂模型不一定“过度”。
C’est la vie
我原本打算把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放在更完整的框架中，但自从陆铭教授开始讨论并引发广泛关注和后续论文（例如，江艇（2026））之后，我认为现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也是有必要的。原文投稿至陆铭教授文章所在的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但收到“建议投稿到经济学期刊”的拒稿意见。我理解顶刊们版面珍稀，其他经济学期刊大概也不太容易接收一个无名小卒关于这种主题的投稿。所以我暂时不准备继续投稿了。但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觉得有必要讨论清楚，所以还是先写出来放在这里。欢迎老师和同学们拍砖。
完整论文：过度模型化之辨.pdf
参考文献与延伸阅读
陆铭，2026，《经济学研究“过度模型化”的误区及其纠正》，《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第196—203页。
江艇，2026，《对“经济学过度模型化”的再讨论》，《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185—195页。
Romer, Paul M. 2015. “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5): 89–93.
Romer, Paul M. 2016. “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New York University.
Rust, John. 2016. “Mostly Useless Econometrics? Assessing the Causal Effect of Econometric Theory.” 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Accounting, 10(2-4): 125–203.
Pfleiderer, Paul. 2020. “Chameleons: The Misuse of Theoretical Model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Economica, 87(345): 81–107